20231018修

首个由中国药企研发、在头对头III期中击败T-DM1的HER2 ADC

过去十年,在抗体偶联药物(ADC)的设计圈里,药物抗体比(drug-to-antibody ratio, DAR)成了一条隐形军备竞赛的跑道——从 2 到 4,从 4 到 8,谁装得多,谁看上去更“猛”。

2026 年 9 月 11 日,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在线发表了科伦博泰的 HER2 靶向 ADC 博度曲妥珠单抗(trastuzumab botidotin,A166,商品名舒泰莱®)对比恩美曲妥珠单抗(T-DM1)的 III 期研究全文。

这份答卷里,最反常识的一行数字是:A166 的 DAR 只有 2。而它的战绩是:中位无进展生存期(PFS)11.1 个月对 4.4 个月,风险比(HR)0.39(95% CI 0.30–0.51,P<0.0001)。

A166是一个被 NMPA 于 2025 年 10 月批准上市的药物,也是继德曲妥珠单抗(T-DXd)之后,首个由中国药企研发、并在头对头III期中击败T-DM1的HER2 ADC 药物。而它赢的方式,恰恰是把“弹药装得多”这条常识反过来写。

365 例头对头临床试验结果

研究设计不复杂:入组 365 例 HER2 阳性、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,按 1:1 随机,接受 A166(4.8 mg/kg,每 3 周一次)或 T-DM1(3.6 mg/kg,每 3 周一次),主要终点是盲态独立中心评估(BICR)的 PFS。入组时间跨度为 2023 年 7 月 18 日至 2024 年 4 月 26 日,共 57 家中国中心参与。

入组患者“经治到什么程度”,决定了这份数据的分量:

• 中位年龄 55 岁,73.4% 存在内脏转移;

 • 53.4% 已经用过 ≥2 线抗 HER2 治疗; 

• 55.9% 用过吡咯替尼(一种抗 HER2 小分子 TKI)。

终点A166(n≈182)T-DM1(n≈183)
中位 PFS(BICR)11.1 个月4.4 个月
HR(95% CI)0.39(0.30–0.51),P<0.0001
客观缓解率(ORR,BICR)76.9%53.0%
中位缓解持续时间(mDOR)12.2 个月5.7 个月
中位总生存(OS)未成熟;HR 0.62(0.38–1.03)
≥3 级治疗中出现不良事件(TEAE)69.8%63.7%
因 TEAE 永久停药1.1%3.8%

(数据截至 2025 年 4 月 26 日,中位随访 14.9 个月)

其一,PFS 的优势在各亚组里是一致的。用过 1 线抗 HER2 的患者 HR 0.36,用过 ≥2 线的 HR 0.39——意味着它并不是靠“挑了一群更好治的人”赢的。

其二,缓解持续时间翻了一倍多。12.2 个月对 5.7 个月。ORR 的差距(76.9% 对 53.0%)已经不小,但真正决定“这段缓解能撑多久”的是 DOR——从 5.7 到 12.2,这是量级差别。

其三,OS 还不能下结论。HR 0.62,但 95% 置信区间是 0.38–1.03,跨过了 1。数据未成熟,只能读作“有利趋势”,不能读作“确认的生存获益”。

机制:为什么把 DAR 降到 2,反而更强

A166 的分子设计:

抗体端:与曲妥珠单抗相同的氨基酸序列。这意味着它保留了 HER2 信号通路抑制与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细胞毒作用(ADCC)这两重“非毒素”机制——相当于除了弹头,抗体本身也在干活。

连接子端:稳定的缬氨酸-瓜氨酸可裂解连接子,位点特异偶联。这是关键的一环。这类连接子在血浆中足够稳定,只有在进入细胞、被溶酶体内的组织蛋白酶(尤其组织蛋白酶 B)剪切后才释放载荷,减少循环中的提前释放与全身暴露。

载荷端:Duostatin-5(Duo-5),一种单甲基奥瑞他汀 F(MMAF)衍生物。它是微管蛋白抑制剂,让肿瘤细胞阻滞在 G2/M 期,走向凋亡。与更常见的 MMAE 相比,MMAF 类载荷的细胞膜通透性更低——这一点同时带来了优势与代价:意味着“旁观者效应”相对有限。对 HER2 高表达、抗原均一的肿瘤,这不构成问题;但对 HER2 低表达、或瘤内表达高度异质的肿瘤,这恰恰是它可能吃亏的地方。

眼毒性换血液毒性

A166把毒性从血液学搬到了眼睛。

在 A166 组,最常见的 ≥3 级 TEAE 是角膜疾病、干眼和视物模糊;而在 T-DM1 组,最常见的是血小板计数下降、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、低钾血症和 GGT 升高。

真实世界的补充证据也指向同一结论。I期临床研究显示,角膜上皮病的发生率高达84%,视物模糊达74.1%,干眼症为32.1%。一篇2026年发表的专门研究也确认,A166会引起角膜上皮病、干眼症和神经损伤。

这三组数据合起来,指向一个临床管理命题:

第一,眼毒性是这一类设计的“靶点外”代价,需要前置的眼科基线评估与随访——这与 T-DXd 需要前置关注 ILD、MMAE 类需要前置关注皮肤与神经,本质上是同一类问题:每一代 ADC 都在“选择自己要付哪张账单”。

第二,毒性谱的差异,直接决定了它能和谁联用、能用到第几线。血液学毒性轻,意味着更容易与骨髓抑制性化疗或 CDK4/6 抑制剂类方案共存;而眼毒性的管理成本,会成为剂量强度与长期用药的现实约束。

第三,“可耐受”不等于“无代价”:停药率低、无治疗中死亡是好消息,但 20.3% 的工具性日常生活受限,是一个不能被摘要式表述抹平的样本量。

赛道:T-DM1 被击败,意味着什么

T-DM1 曾经是 HER2 阳性晚期乳腺癌二线的“金标准”,它的临床地位由 EMILIA 研究确立。第一个在头对头随机 III 期中把它击败的,是阿斯利康/第一三共的 T-DXd(DESTINY-Breast03,2022 年发表于 NEJM),A166 是第二个(国产第一个)。

药物靶点/载荷关键头对头结果阶段
T-DM1HER2 / DM1(微管抑制剂),DAR≈3.5EMILIA 确立二线地位(对照拉帕替尼+卡培他滨)已获批(多国)
T-DXdHER2 / DXd(TOPO1i),DAR≈8DESTINY-Breast03:头对头击败 T-DM1已获批(多国)
A166(博度曲妥珠单抗)HER2 / Duo-5(MMAF 衍生物),DAR=2KL166-III-06:mPFS 11.1 vs 4.4 个月,HR 0.39中国已获批(2025-10);JCO 全文见刊(2026-09-11)
维迪西妥单抗(RC48)HER2 / MMAE,DAR≈4以尿路上皮癌为主战场中国已获批
BL-M07D1(百利天恒)HER2 / TOPO1i(ED-04),DAR 7–8III 期对照 T-DM1(2024 年启动)III 期
JSKN003(康宁杰瑞)HER2 双抗 / TOPO1i聚焦 HER2 低表达III 期

这张表读下来有三条线索:

第一条:对照臂正在“过时”。这项研究的设计年代是 2023 年,当时的中国临床实践里,T-DM1 仍是可及的二线标准之一;但当 T-DXd 在全球范围内把二线标准往上抬之后,“击败 T-DM1”这个命题本身,未来的含金量会被重新评估。A166 的获益是确凿的,但它证明的是“比 T-DM1 好”,不是“比 T-DXd 好”。

第二条:中国 HER2 ADC 已经形成了“载荷分化”。同样是抗 HER2、同样是 ADC,载荷分成了 MMAE(维迪西妥单抗)、MMAF 衍生物(A166)、TOPO1i(BL-M07D1、JSKN003)三条路。载荷不同,毒性谱不同,与免疫治疗联用的空间也不同。

第三条:企业已经在为“换弹头”做准备了。科伦博泰已启动一项开放、多中心的 II 期研究,入组既往接受过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类载荷(TOPO1i)ADC 的 HER2 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。这背后的临床问题非常具体:用过 T-DXd 或同类药物进展之后,换一个不同载荷的 HER2 ADC,还有没有用?这个问题正被真实世界反复追问,答案尚不完整。

这份答卷还没有回答的三件事

第一,OS 尚未成熟:HR 0.62 看起来亮眼,但 95% CI 0.38–1.03 跨过无效线。PFS 的强优势能否转化为总生存获益,需要更长的随访——这是所有以 PFS 为主要终点的 ADC 研究共同的“待兑付项”。

第二,这是一项在中国完成、单国入组的研究。365 例、57 家中心、全中国人群。它对中国临床实践的说服力很强,但人群的既往治疗构成(55.9% 用过吡咯替尼)与欧美实践并不相同——吡咯替尼在中国的可及性,是解读这份亚组数据时必须放进括号的前提。跨区域外推需要谨慎。

第三,眼毒性还缺一个“可预测性”工具。目前只能知道“发生率高、多数可恢复、少数影响日常生活”,但谁会发生、发生到什么程度、能否通过剂量调整或给药方式(如局部防护、输注期干预)降低,仍缺乏公认的风险分层手段。研究者在 I 期论文中已明确表示,眼毒性的复杂机制仍在探索之中。

类器官的用武之地 | 当“换弹头”需要提前预演

把上面三个未解问题放在一起,会看到一个共同的技术需求:都需要在“人先试”之前,先把答案在体外试一轮。而这恰好落在患者来源类器官(PDO)能发挥作用的位置。

其一,表达异质性与“旁观者效应弱”的匹配问题。A166 的载荷膜通透性低,对靶点表达的依赖更强;而 HER2 表达在瘤内、原发灶与转移灶之间高度异质。用同一例患者的样本建立类器官,可以在体外量化表达的分布而不是单点值,回答一个更接近临床真相的问题:这位患者的肿瘤里,有多少比例的细胞能被这个“弹药”覆盖。

其二,“换弹头”的顺序问题需要患者级平台。TOPO1i ADC 之后的 HER2 ADC 是否仍然有效,是当前最现实的临床疑问之一。类器官药敏平台可以在同一位患者的模型上,平行测试 MMAE、MMAF 衍生物、TOPO1i 三类不同载荷的 ADC 及其组合,为“下一线换什么弹头”提供功能性依据——这比单纯依赖基因检测更能回答“敏感性”层面的问题。

其三,ADC 与免疫治疗联用的排序问题。血液学毒性轻的设计,理论上更容易与免疫治疗或化疗联用;但“能不能一起用、按什么顺序用、毒性如何叠加”,仍需要可复现的体外平台来先做排列组合。类器官-免疫共培养平台(患者肿瘤类器官与自体免疫细胞共培养)可以在体外比较不同联合顺序与剂量下的杀伤差异,把一部分试错成本从患者身上前移。

参考文献

  1. Zhang J, et al. Trastuzumab Botidotin Versus Trastuzumab Emtansine in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-Posi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: A Phase III, Open-Label,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. J Clin Oncol. 2026 Sep 11: JCO2600602.
  2. Kelun-Biotech. Kelun-Biotech Presents Positive Phase 3 Data for Trastuzumab Botidotin Compared to T-DM1 at 2025 ESMO. BioSpace, 2025-10-20.
  3. Zhang J, et al. Phase I study of A166, an antibody–drug conjugate in advanced HER2-expressing solid tumours. NPJ Breast Cancer. 2023 Apr 18;9(1):28.
  4. Cortés J, et al. Trastuzumab Deruxtecan versus Trastuzumab Emtansine for Breast Cancer. N Engl J Med. 2022 Mar 24;386(12):1143-1154.
  5. https://clinicaltrials.gov/search?cond=NCT06968585&viewType=Card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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